这里乐观的对象是指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前景。中国问题太多，很多事太黑太离谱，我自己及周围大部份做投资的人基本都认为五年内之必出大事。但是，这半年来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中国的事并不是越来越黑，而是本来就黑现在被暴露而已，现在强烈的危机感只是因为开放，因为互联网，有太多的人看到了这种黑，而以前只是少部份人清醒。

如许小年所述，中国目前强烈的危机感是因为经济、体制、观念三个子系统的冲突，经济发展了，但体制，尤其是更基础的观念跟不上。我可以换个角度说，以前危机感没这么强，是因为经济没起来，而不是因为以前的体制与观念比现在好。

这一段时间研究中国天然气行业，看到一篇关于LNG汽车的困境的报告：虽然LNG重卡比柴油重卡年运营成本低40%以上，虽然有许多运营者想购买LNG重卡，但这个市场一直没有充分发展。原因在于，重卡生产商担心没有加气站，即使生产也无法用，天然气供应商则担心没有足够的LNG卡车，即使建了加气站，没车加气也是浪费。

但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相信现在的困境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这个实际是重卡运输商、重卡生产商及天然气供应商三者组成的市场组织问题，于中国这经济体简直是小菜一盘。

但这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小菜。根据《断层线》作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早期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对实物资本进行有效利用。你能建一家小的汽车修理铺，但没有建立起如丰田这样的现代化大公司，而这两者的差别在于能否有效地利用现代化的大型设备。因为你不能简单地购进一台复杂的机器，然后雇一个聪明的人来操作它。要想将这台机器投入使用，这名操作员周围必须有一套组织体系：可靠的供应商提供原料，买家购买商品并应用到生产中去，有管理人员决定产品结构，有维修团队来负责机器的维修，有采购团队与供贷商接洽，有营销团队来与买家打交道.........。此外，这些复杂的组织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它们需要其它复杂的组织来提供投入及购买产品，同等重要的是，它们还需要金融、电力、运输及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还有政府相关的体制等。

庆幸的是，中国经迈过这一坎，已有能力建立这样复杂的组织较为有效地组织资本。为什么能过这一坎，第一自然是改革开放及尊重人权，第二，你还不得不感谢这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政策。尤其是第二点，我以前还有些疑虑，现在是真的相信了。

《断层线》在书中指出，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创造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体制环境，即确保财产权，完善专利法，降低准入门槛，减税，然后让私营部门发挥作用。但这一观点有一个小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遵循这条道路迅速脱贫致富的，部份原因是因为穷国没有必要的私人组织来利用这种环境，而这种环境又不利于快速创造这种组织。一个明显的例证是1820-1950年的印度，完全符合制度学派得倡导的这些制度，但这期间其GDP增长仅0.1%，可以说，就是因为这环境虽好，但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很难创造出有竞争力的复杂组织，因为没有政府支持。

而中国虽然环境不如当时的印度，但面对国际竞争压力，政府的作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不得不感谢管制资本主义的政策。按照作者的观点，战后的德国日本，也都有管制资本主义的影子，而最明显的是50-60年代的台湾，是最成功的例子。

但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弊病也是不用怀疑，印度是因管制转型失败的例子，日本90年后的失落20年也是因为其原管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没有及时更正。

总而言之，体制很重要，但经济学家可能夸大了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大多有好的制度，但这之间很难建立因果关系。一般来讲，体制是在有了现实需求的时候应运而生的。中国现在体制不好，但经济增长已提出了现实需求，相应的体制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虽然比我们希望的要慢一点。

回到许小年老师讲的经济、制度、观念三个子系统的冲突上来，目前经济超前，制度与观念落后都是事实，也是目前矛盾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三者的不同步，是因为后两者的倒退，还是因为前者提超速？未来是前者拉着后两者走，还是两者拉着前者退？

我是乐观者。即使在现行体制的束缚下，中国经济的潜力还很大，而随着现有的这些潜力的释放，我们的体制一定会被拉着放开许多，又会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潜力。套用马克思的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是必须的。我不相信所谓的重庆模式能将中国拉回到七十年代。

我的信心来自于对岸的台湾，来自于互联网的影响，来自于开放的态势不可逆。前几天与孩子幼儿园同学的家长有一些交流，发现一个事实，孩子班上19个学生，13-14个是中国面孔，但大约只有3-4个如我们家是中国籍。太太为此对中国的前景很担忧，而我却相反，因此对中国更有信心：这么多拥有国外身份的中国人生活在这里同我们一起，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根仍在中国，但他们思维，他们的信息已不局限于中国ZF的宣传。这说明，开放的态势不可逆，可以相信，中国决不会退回到朝鲜的状态。